“階層固化”挑戰中國 找工作需要拼爸爸
“階層固化”挑戰中國
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，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“中國夢”，即只要是中國公民，只要努力向上，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，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，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，改變命運。
——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
2010年9月16日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長篇通訊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》，提出一個疑問：窮會成為窮的原因，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？文章感嘆，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，“階層固化”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，再不可漠視。
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》調查報告中就指出：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，是非干部子女的2.1倍多。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：“如果三年、五年乃至十年、百年長此以往，就不是2.1倍的問題了，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。”
近年來，“農民工二代”、“貧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、“壟二代”（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）的概念日漸清晰，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。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？
文/本報記者杜安娜
讀書者
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
2009年，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。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，人口逐減、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。但有媒體報道，高職、大專院校畢業生“就業難，收入低”。“昂貴的學費”、“畢業即失業”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。10年前，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，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，從而人生發生轉變。然而，近年來,這個神話成了絕版。
“近幾年，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，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，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。”周興覺得很惋惜。
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，周興的鄉親中，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。“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，算是好的。”周興說，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。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，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。
從古至今,“讀書受教育”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，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。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，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。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。然而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。
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
“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，不過，現在看來，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，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。”周興有些感慨，“當年，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。雖然試卷相同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。”
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。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。有調查顯示，在重慶市，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。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.19%，2009年更是達到30%。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。
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,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%降至如今的1%。調查顯示，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，1999年至2001年，農村新生均在39%左右，2007年已跌至31%。
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
“考上大學的多，而考上名校的少。”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，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，他常聽到父親感慨，“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”。他的家鄉是典型靠“打工經濟”發展起來。“出去打工的人，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。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后在城市打拼，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，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。”李倫說，以前回家過年，鄉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，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。
李倫感慨，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“信條”，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，即便是讀了好大學，沒有路子，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。
打工者
改變命運的夢難圓
“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，還是少了些。”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。他幼時家庭貧困，只得在家放牛，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，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，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。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，能夠有今日的成就，除了靠自己,更是得益于機遇。
20年來，在中國農村，出門打工改變命運,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。
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“淘金夢”走進了城市。但是隨即，他們清醒地認識到，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。隨著國家經濟轉型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，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。受政策的限制，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，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，城市門檻的提高，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，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，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“淘金夢”碎。
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。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，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。然而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、看起來“還可以”的工作。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，“父子有個照應”。
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，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。在他眼里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。堂哥告訴他，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，感受一下城市，發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。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，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，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。
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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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，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“中國夢”，即只要是中國公民，只要努力向上，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，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，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，改變命運。
——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
2010年9月16日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長篇通訊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》，提出一個疑問：窮會成為窮的原因，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？文章感嘆，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，“階層固化”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，再不可漠視。
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》調查報告中就指出：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，是非干部子女的2.1倍多。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：“如果三年、五年乃至十年、百年長此以往，就不是2.1倍的問題了，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。”
近年來，“農民工二代”、“貧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、“壟二代”（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）的概念日漸清晰，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。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？
文/本報記者杜安娜
讀書者
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
2009年，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。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，人口逐減、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。但有媒體報道，高職、大專院校畢業生“就業難，收入低”。“昂貴的學費”、“畢業即失業”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。10年前，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，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，從而人生發生轉變。然而，近年來,這個神話成了絕版。
“近幾年，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，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，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。”周興覺得很惋惜。
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，周興的鄉親中，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。“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，算是好的。”周興說，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。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，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。
從古至今,“讀書受教育”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，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。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，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。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。然而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。
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
“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，不過，現在看來，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，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。”周興有些感慨，“當年，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。雖然試卷相同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。”
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。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。有調查顯示，在重慶市，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。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.19%，2009年更是達到30%。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。
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,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%降至如今的1%。調查顯示，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，1999年至2001年，農村新生均在39%左右，2007年已跌至31%。
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
“考上大學的多，而考上名校的少。”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，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，他常聽到父親感慨，“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”。他的家鄉是典型靠“打工經濟”發展起來。“出去打工的人，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。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后在城市打拼，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，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。”李倫說，以前回家過年，鄉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，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。
李倫感慨，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“信條”，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，即便是讀了好大學，沒有路子，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。
打工者
改變命運的夢難圓
“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，還是少了些。”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。他幼時家庭貧困，只得在家放牛，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，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，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。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，能夠有今日的成就，除了靠自己,更是得益于機遇。
20年來，在中國農村，出門打工改變命運,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。
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“淘金夢”走進了城市。但是隨即，他們清醒地認識到，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。隨著國家經濟轉型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，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。受政策的限制，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，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，城市門檻的提高，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，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，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“淘金夢”碎。
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。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，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。然而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、看起來“還可以”的工作。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，“父子有個照應”。
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，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。在他眼里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。堂哥告訴他，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，感受一下城市，發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。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，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，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。
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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